21.张薰华 三个三十年的见证

责任编辑: 任子鹏    2011-06-24   

 

“九十岁与党同龄，七十载与党连心。 ”这是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的写照。

他曾是冲破黑暗的革命者，也曾是光亮中的建设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追寻者：在追寻救国之策的过程中点燃信仰的火花，在追寻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坚定信仰的忠贞。

没想到，张薰华先生亲自来开门。九旬高龄的他，体格清瘦，行动自如，思路也十分清晰。他总结自己的90年人生，将其分为三个30年：

“第一个卅年（1921-1949年），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国协会。1940年到重庆进复旦，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卅年（1949-1978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历史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我有幸和《资本论》结缘，从事《资本论》教学工作；

第三个卅年（1978-2011年），小平同志从价值规律出发，倡导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中国突飞猛进，也使我更加体会《资本论》中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 ”

无论是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还是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乃至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张薰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将生命融入国家命运和人民需求中。而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

 

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是少年张薰华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命运。1921年的最后一天，张薰华出生于庐山脚下，幼年母亲早逝，父亲任职在外，只能依靠当中医的祖父艰难生活。不久，祖父去世，张薰华投奔在上海的外祖母和姨妈，“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又被迫举家逃回九江老家。

不到一年，日军肆虐江南，张薰华返回上海，避难租界。外祖母不幸去世后，他只得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 ”张薰华与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期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在丽水时，爱国侨领陈嘉庚的一次演讲，又令张薰华热血沸腾。1940年，张薰华中学毕业，复旦大学农学院正在丽水招生，他便投考茶叶专业，顺利录取。张薰华对茶叶专业并无兴趣，但为现实考量，只求在乱世中能有一技傍身。此时，复旦大学已撤退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

 

19岁那年的一幕幕，仿佛就在90岁老人的眼前：

“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7、8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 ”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张薰华的人生新篇章。还未到重庆，张薰华就目睹了同学因携带邹韬奋著作而遭国民党扣押。 “国民党在抗日，共产党也在抗日。国民党为什么连左派都这样敌视？”他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反感。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昏庸。他所仰慕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进步教授张志让，就多次在公开场合揭露、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行径，对他影响很大。渐渐地，张薰华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陈以文、杜子才、戴文葆等越走越近。大学二年级，张薰华转到了经济系。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他将目光转向了“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1944年，张薰华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张薰华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请求，但因重庆正在白色恐怖之中，暂时不发展党员而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1945年，张薰华被推选为复旦大学1945届毕业同学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以这个身份继续组织复旦学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在经济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他又组织复旦讲师助教会，联合复旦教授会，积极参加解放运动。194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把书读好，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

 

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8月1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解放前夕，张薰华被地下党委以重任，参与接管复旦。解放后，他除了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外，还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如今的校办主任。

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细节需要一一操办。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薰华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就连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张薰华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才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系任教——时代曾经干扰了他的学术世界，但当他一旦发现学术研究对处于建设期的祖国更为重要时，他便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张薰华发挥在高等数学方面的擅长，讲授经济数学和统计学。不久，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被高教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这位青年教师开始崭露头角。1959年，“中苏论战”正酣。张薰华以《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一文，与前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大胆论争，其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此时，中央党校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开办理论班（“秀才班”），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秀才”），张薰华被选派到北京，脱产学习三年。

38岁回炉当学生，张薰华格外珍惜这个机会。理论班汇集了各学科领域中的大师：翦伯赞讲历史、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资本论》……张薰华如鱼得水，全心投入：“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所以一定要把书读好。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情。 ”

每天，这位大龄学生早晚两次绕操场跑步、锻炼身体，其余时间都在埋头苦读，节假日也用于学习和思考。他师从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著作，为研究《资本论》打下了坚实基础。1962年，张薰华返回复旦，任经济系主任。此后，尽管因“文革”中受冲击而中断了工作，他一直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到1984年。

 

尊重马克思，但不把马克思当作神

 

1977年恢复高考，复旦迎来了文革后的首批莘莘学子。除任经济系主任外，张薰华还兼任77级辅导员，讲授《资本论》。接近退休年龄的他迎来了学术上的收获季：他在平时的授课基础上编写成《〈资本论〉提要》三卷本，此后又浓缩为《〈资本论〉脉络》一书。他依据《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规律撰写了《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书；依据第二卷资本循环与周转原理，主编了《交通经济学》一书；依据第三卷地租原理，主编了《土地经济学》与 《土地与市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论文多达百余篇。张薰华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词——“科学”：“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 ”正因为此，他尊重马克思，但没有把马克思当作神；他钟情《资本论》，但没有将它奉为圭臬；他反对“本本主义”，崇尚以科学精神研究经济学。1980年，在钻研《资本论》过程中，张薰华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和讹错，在当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一文。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指出《资本论》中的失误，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国内学者、研究生纷纷撰写论文，或表达反对意见，或对他的论点提出商榷，或提出补充。对各方意见，张薰华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作出了回应，在坚持正确观点的同时，也虚心地对个别地方作了校正。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张薰华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内容本身。张薰华以他的研究充分说明，用马克思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研究马克思著作，才能真正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实践，对驱散“左”的思想阴霾起到了积极作用。多年后，张薰华在《〈资本论〉脉络》二版前言中这样写道：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他的研究也正是沿着这一发展逻辑，从《资本论》出发，一路前行。

张薰华打了一个比方：“市场经济本身只姓‘商’，但她会嫁给姓‘资’的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资本论》所叙述、研究的内容，也可以嫁给姓‘社’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张薰华看来，学习《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剥去资本外壳，留下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就能将这些原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进行创新与发展。

他由此打开了研究视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局限于生产关系，而应深入到生产力各要素中，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薰华的研究范围逐渐从《资本论》拓展到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方面，收获颇多。

 

他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

 

张薰华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自幼接触旧社会各阶层人物，读中学时在租界体会到殖民地的滋味，抗战时期有在各地对苦难同胞的状况的所见所闻，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又经历了政治锻炼，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这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视野必定关注现实民生，他的研究必定走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那是1984年，张薰华注意到《资本论》中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发表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引起上海市委研究室的重视。应时任研究室主任的俞健之约，张薰华为市委《内部资料》撰写了《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此文上报中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该文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引起广泛关注。三篇文章表达的是一个观点：土地属于国家，只能出让使用权，不能出卖所有权。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使用为价值规律所调节，而价值规律又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在较优等土地上经营商品生产和流通，会带来超额利润，因此，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张薰华建议，可以借鉴香港土地制度，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历史证明了这一提议的深远意义：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一年后，“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张薰华提交的论文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深圳开始以协议、公开招标、拍卖方式有偿有期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后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8月8日，上海有偿出让虹桥开发区26号地块，虹桥地区的开发建设就此启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批租国有土地使用权。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而张薰华同时提出的其他相关提议，如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把外滩以高地租租给外资、外贸、金融等单位；在浦东另建大型国际机场；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等等，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后来也被政府采纳，变成了现实。“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如今，再提“土地批租”，张薰华以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淡淡带过。事实上，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土地问题的再思考，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探索。“中国的土地名为国有，且载入《宪法》，实际批租收入被部门与地方占有，也就等于将土地部门化、地方化，这容易使地方官员勾结房地产商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 ”

谈及现状，老人神情严肃，切中肯綮。“贱尺璧而重寸阴”，曹丕《典论》中的这句话被张薰华引为座右铭。他的简朴生活和丰厚的学术成果正是这句话的最好写照。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薰华就居住于复旦九舍。房间小，书房兼作客厅，家具都是旧的，不少年轻学者都住进了宽敞舒适的公寓，但张薰华毫无搬家的打算。另一方面，他极“重寸阴”：直到87岁高龄仍坚持带博士生，去年仍在发表论文，今年3月又撰写发表了学术总结性文章，白头虽老赤心存。他说：“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