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起点——《1921点亮中国》解说词选登(学习材料6)
2011年07月01日 人民网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1921点亮中国》，6月27日至7月1日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解放周末》选登此专题片的部分解说词，以飨读者。
第1集 风起
北京中山公园南门，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间蓝琉璃瓦顶的青石牌坊，叫做“保卫和平坊”，这个名字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实际上，这座石牌坊有着更为复杂的前史，经历了两场战争，贯穿了三个时代，成为大时代变迁的最佳注脚。
这座石牌坊最早的名字叫做“克林德碑”。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迫于列强压力建起的克林德碑，立在北京繁华街道东单北大街上，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也是压在国人心头的耻辱象征。
同在1900年，痛感国运不振的梁启超发表了一篇热情磅礴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发表的时候，安庆才子陈独秀21岁，前一年因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正准备赴日留学出门看一看世界。当时，李大钊11岁，在河北乐亭私塾读书，毛泽东只有7岁。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预示了中国革命时代的来临，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大门就此打开。辫子虽已剪下，但国运并非如此轻易改变，宪政失败、袁世凯称帝相继上演。
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一度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在上海，市民们走上街头欢庆一战结束，日后在外滩树起了一座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改写了上海的天际线。而在北京，“克林德碑”迅速被拆除，运到中山公园重建后，匾额上写着“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公理战胜”，这寄托了国人对民族命运从此改写的期望，但这真的能够实现么？
1918年7月，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在香山路的寓所里潜心写作，他撰写的《建国方略》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幅完整的蓝图。
此时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正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发展成初具现代都市规模的繁盛商埠，现代工商业、文化教育正在萌芽、生长。
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聚集了当时中国数量最为庞大的三四十万产业工人。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的一支力量。
希望和失望都在滋长，方法和学说都在传播。而开启新时代大门的，是一本创办于上海的杂志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敬告青年》，以简洁易懂的白话文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以此表达对青年的期望。这篇文章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一本杂志无法改写一个时代，但因此而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将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塑造新型的人文学科以破除老学堂沿袭下来的官僚气和衙门气。
蔡元培决心要聘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时常靠朋友接济度日的陈独秀应邀来到北大，租住在北大三院一墙之隔的箭杆胡同，而《新青年》杂志也跟着他北迁，编辑部就在这个四合院的北厢房。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汇聚了当时最出色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陈独秀，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归国的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还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等。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的文章，大力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全面展开。
在北大众多师生中，有一位特别的旁听生，毛泽东。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通过老师杨昌济借阅《新青年》，深受影响。
1918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大，在北大图书馆做阅览室书记员，随后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毛泽东的眼界大开，接触了诸多新思想，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也开始接触到了刚刚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的北大历程里，有一场讲演值得一提。1919年初，他在天安门广场听了一场讲演，李大钊宣讲“庶民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成立。消息传到中国之后，这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开始引起了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这次演讲随后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
这个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他们所处的不再是封闭的世界，他们寻觅救国的道路，将在西方众多学说和大事件的影响下，波折起伏。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4月30日，列强之间的交易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将战前德国的权益全部划归日本。时任外交总长、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叹息：“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
1919年5月4日，北大联合各高校的学生前往天安门前集会，呼吁各界一致行动，捍卫主权。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就此发端。
五四运动爆发第二天凌晨，远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在报馆接到北京电报，得知北京军警镇压抓捕学生，立刻前往复旦大学与教员们商议。钟声敲响，大学生们汇集而来，开始罢课行动，并走出校门，汇入到上海各界市民的声援行动中。
6月3日，当北京有千余名大学生被拘捕的时候，上海的学生和工人、商人、市民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6月10日罢工进入最高潮：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全体下车，轮船、马车行、电话公司、电灯公司的中国职工都相继罢工，交通停滞，通讯中断，一座城市开始迸发出愤怒的力量。
上海工人和市民首次作为一个阶层独立地释放出自身的政治力量，给千里之外的北洋政府施加了事先未曾预料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释放了被捕学生，被视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辞职，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一场由学生发起、工人阶级推动的爱国运动，获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上海这座有着中国最多产业工人、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沿海城市，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
第2集 潮动
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蔡元培为保护学生、保全学校，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而已经被罢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6月11日，身着“白帽西服”、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屋顶花园，因散发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
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上海报纸反应最为激烈。《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申报》则将陈独秀被捕形容为文字狱。上海其他如《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
上海众多报纸的反应并非偶然。今天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的一段，当年叫作望平街，而更广为流传的名字，是“报馆街”。1872年，《申报》最先在这里开办，随后《新闻报》、《时事新报》、《民立报》、《民国日报》等相继在这里开设。这条长不过200米、宽约10米的小马路，鼎盛时期竟有四五十家报馆，成了中国的新闻集散地。
采访：秦绍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上海能够成为旧中国的新闻中心，跟上海当时已经成为旧中国的一个国际大都市有关。现代工商业在上海非常发达，使得新闻事业在这个城市也非常发达。另外她又是个移民城市，使得有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观的人也都来到上海，因此她的思潮必然是非常澎湃的。所以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在旧中国其他地方看起来还死气沉沉的时候，她已经是活水一潭。
在上海引领的全国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9月16日将陈独秀释放。
1920年3月31日，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在寓所宴请陈独秀。两人第一次见面，他们的话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1920年4月，陈独秀搬入了他的安徽老乡柏文蔚的旧宅法租界的环龙路渔阳里。在这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里，陈独秀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渔阳里二号，逐渐汇聚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经常出现的有戴着礼帽、坐着黄包车来的邵力子，还有他的两位浙江同乡沈定一和戴季陶。在这些人当中，还有《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俊，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李汉俊精通日、英、法、德文。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这本54页约2.7万字的小书让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因此被董必武称为“我们的老师”。
来到渔阳里的，还有一群因浙江“一师风潮”而来到上海的青年。1919年11月，浙江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创办《浙江新潮》周刊，主张社会改造，成为浙江最早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发行点遍布国内和日本等30多个地方，其中一个发行点就是“湖南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浙江新潮》很快遭到北洋政府电令查禁，浙江一师师生多次向官署请愿，当局出动军警包围并试图解散学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
就在这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给予了声援，在《新青年》称俞秀松和施存统为“这般可敬的小兄弟”。因为这次风潮，浙江一师的教师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都辞职跑到了上海，逐渐汇聚到渔阳里二号。
在这群人中，日后最为人熟知的，是陈望道。
在家乡的旧屋里，陈望道带着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有陈独秀经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得的英文版，花了两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地将三万多字的《宣言》译了出来。
1920年5月，当陈望道带着译稿回到上海，陈独秀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将陈望道的这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刷出来。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在成裕里又新印刷所出版。
第3集 选择
在清王朝喘息图变的19世纪末，甲午海战的惨败，让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崛起中的近邻日本，一批有志中国青年前往日本寻求国家未来的道路。日本一度成了中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
李大钊留日期间，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开始反袁活动。随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消息的公开，日本留学生的反袁活动从秘密转为公开，性格敦厚但文笔犀利的李大钊被推选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不断写文章声讨袁世凯。在日本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基础。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定居期间，先后任《晨钟报》和《甲寅》编辑，发表许多宣传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得李大钊在思想上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9月28日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经济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大学原址附近，有一个叫骑河楼的胡同，是1919年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旧址。当时，十几个青年人在这里一起半工半读，想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号召青年参与工读互助团的，有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著名教授。
在这群人中，有一位浙江青年，叫俞秀松。21岁的俞秀松思想活跃，爱刨根问底，以善辩著称。
此时，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湖南，一个年轻人也正在实践自己的救国理想，他就是毛泽东。
1919年，从北京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前四期上，毛泽东接连发表了41篇文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然而，第五期刚刚印出来，就被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带头举起了“驱张”运动的大旗，带领湖南学生组成“驱张请愿团”先后到北京、上海做宣传。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毛泽东等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反对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军阀割据，号召实行湖南自治。
为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特地来到上海，还到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就“湖南自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4个月后，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然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再次强化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1920年三五月间，几位经历了各种探索、斗争和失败，仍在苦苦追寻革命理论、寻找救国道路的有志青年，陆续来到上海，围绕在陈独秀身边，形成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这就是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此时，随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新青年》，经历的不仅是地理的迁徙，而且是办刊理念的变化。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作为新加盟的编辑和作者，彻底改变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的同人刊物性质，开始出现了大量介绍苏俄的文章。
在革命的道路上，陈独秀已经和昔日北大的一群同人分道扬镳。他带领着身边一群年轻人，朝着认定的方向，大踏步而去。
第4集 曙光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南侧，永安大楼已在此矗立了93年。
20世纪20年代初的永安不仅是上海滩时尚地标，旗下还有当时规格一流的“大东旅社”。1920年4月下旬，大东旅社住进了几位新客人，他们自称是《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的记者，来上海建立通讯社。记者团的负责人，是个年轻的俄国人，他叫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
采访：周利生，《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作者
他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俄共（布）的代表，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推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抵达上海后，吴廷康就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他带来一部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长篇纪实《震撼世界的十日》。书中对十月革命的描写，震撼了这群中国知识分子。吴廷康的介绍让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新轮廓”。
吴廷康在大东旅社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了霞飞路716号。在霞飞路期间，吴廷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内设中国部，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为苏俄共产党人实现来华目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交通四通八达便于联络，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华洋共处、五方杂居的环境也使得他们的活动不引人注目。而更重要的是，这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资本家的富裕和无产阶级的贫困正日益尖锐，这正具备了孕育俄式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
采访：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早在1913年，列宁就看到上海的潜力。他觉得中国的南方经济发达，中国的上海，按照他的观点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它有比较先进的工业和商业。所以列宁说，我希望出现许多个上海来带动中国的发展。
列宁关注中国革命、关注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并非偶然。当时，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正处于外交孤立之中，为摆脱困境，苏俄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革命同盟，指导和发动世界革命。
早在1918年1月，苏俄派遣人员就到中国“多方鼓吹革命主义，酌量协济各国革命举动”。
1920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来自远东荷属东印度的职业革命家马林成为会议上的明星。
马林在大会上提出，在远东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完全可以相结合，只要让各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到莫斯科来接受理论教育，就不难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新成员。
马林的主张获得了列宁的认可，被提拔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马林，也获得了新的使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主要工作是帮助中国的革命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推动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无论是即将动身的马林，还是已经来到上海的吴廷康，他们背负的，都是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瞩目和期望。
1920年5月，为宣传湖南“驱张”运动来到上海的毛泽东，收到了同窗好友、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在信中表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革命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毛泽东在回信中称，蔡和森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和森，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也就是陈独秀。
独立组建中国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已经渐成共识。1920年6月，陈独秀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成员在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商议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上海发起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陈独秀任书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同人社团向组织化、建制化政党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6号成立，由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俞秀松担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中共高级干部就是从这里踏上革命路程的。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过程中，陈独秀等骨干坚持独立建党，不过共产国际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包括经费资助，还有苏俄思想的传播。
在俄罗斯，摄制组找到了陈独秀目前仅存的历史影像。1922年11月，他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遣代表团参加。在这段影像中，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外表黝黑的陈独秀，还有带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刘仁静，以及当时还是一名记者的瞿秋白。这些苦苦寻求救国方法的知识分子，终于在上世纪20年代初找到了奉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条有别于前贤的道路。
第5集 星火
1920年5月1日，上海的工人们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走出嘈杂的车间和低矮的工棚，涌向西门体育场，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
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地参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特刊，红色封面上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 “劳工神圣”纪念碑。
“劳工神圣”的口号回响于1920年的上海，这座开放、多元、包容并济的城市。同年，江南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官府号”下水；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造币厂大楼破土动工。上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展工人运动的最佳实验场。
1920年3月，21岁的俞秀松在经历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后，经李大钊的引荐来到上海拜会陈独秀。在上海，他成为最早一批开展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
上海安远路62弄，这里离著名的玉佛寺不过数百米，九十多年前，这里叫作小沙渡路，是三万纱厂工人的聚居区。1920年秋天，一个年轻人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委派，租下了锦绣里三间门面房，在这里开办一所面向工人的学校。
李启汉，1898年生于湖南，曾经参与过毛泽东发动的 “驱张”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之一。
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加入，李启汉将学校改名为“上海工人游艺会”。工人们开始陆续走进锦绣里的这3间房子，听李启汉讲 “工人为啥苦”、 “资本家怎样剥削我们” ，俞秀松也多次到这里来向工人们讲课。
渔阳里2号，进出的不再只是穿着长衫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还陆续有了工人的身影。1920年10月，在五一大游行五个月过后，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就在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一位年轻人抱着“回国寻找社会革命”的愿望从东京乘船回到上海，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他就是李达。
李达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日后他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理论界的鲁迅”。
1920年11月7日，在又新印刷所，《共产党》月刊面世，这一天恰恰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主编李达不仅撰写重要文章，而且很多时候独自承担从翻译、编辑、校对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流程。每当经费发生困难时，李达和当时就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就以自己的稿费支付月刊的成本。
《共产党》月刊在北洋政府和上海租界的双重管制下半公开出版了六期，发行量最高的时候有6000份，向世人传达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担当。
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影响下，各地的共产党刊物相继涌现，这些刊物，都昭示着早期共产党人走进民众的脚步。
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并在全国各地发展党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推动中国共产党建制化、组织化的重要任务。于是，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便成为上海发起组在1920年夏天的头等大事。
在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组成了“共产党小组”，随后又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同志入党，并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从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
在武汉，共产党员刘伯垂带着上海发起组的一批文件来到这里。8月，共产党武汉支部正式成立，董必武所在的武汉中学，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地点，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是武汉支部最早的成员。
在湖南，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1921年初，陈独秀亲自领导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济南、东京等地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从1919年3月起，短短一年多，1700多名青年从上海启程赴法勤工俭学，他们中有不少人成长为中共旅欧支部的主要力量，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员。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船阿奎拉号缓缓驶入上海码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终于上岸。
几乎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尼克尔斯基也抵达上海。这位日后因从事秘密工作牺牲、长期不为人知的革命者，是来接替离开中国的吴廷康。
共产国际的这两位代表，很快与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见面。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着交通优势和租界复杂局面的上海，无疑是这场秘密会议的首选地。
集结号已经吹响。不过，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正忙于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事务，李大钊也正全力领导北大教职员工，向北洋政府索取拖欠的教育经费，两位中共创始人都无法抽身，来上海参加代表大会。而在各地，13位早期党组织的成员，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先后向上海进发：周佛海从日本，张国焘从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从济南，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相继出发，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陈公博、刘仁静也相继到达上海，先后与李达、李汉俊会合。
1921年7月23日晚上，13位代表齐聚上海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由于会议一度遭到密探破坏，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